一個台灣老兵

一個台灣老兵

1949年那時他剛剛11歲,還未來得及向家中母親道一聲別離,就被國民黨的槍兵抓走。隨著國民黨撤退的“運兵船”,稀里糊塗地來到了台灣。當時被抓去台灣壯丁的大約有70萬人,有正在田裡勞作的,有正在山坡上放牛的;更有走在鄉間的花轎,連新郎和轎夫一起帶走的。他們年齡不等,都是各地的青壯年,而他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。當他們帶著迷茫與驚恐,第一步跨上運兵船的時候,隨著船舷兩側海水吧嗒吧嗒後退的節奏,便開始了他們一生的無根、無助和無從選擇的浪跡天涯,這樣的日子被一灣海峽切斷,音訊全無四十年。

他就是我的老公,一個台灣的膠東人。

在台灣,他們統一的名字叫“外省人”,退伍之後則被稱為“榮民”(光榮退伍之民),更多的人稱他們是“老芋仔”,多麼孤獨、淒涼的稱謂,又包含了多麼複雜無奈的感傷!如今那70萬跨海而來的外省老兵,年齡大都在八旬左右,多數人已星流雲散埋骨異鄉。現在活著的大約只有​​三分之一。他們雖然背景殊異,卻是被拋擲到同一歷史困境裡的一族。

那一年,上百萬人突然湧進彈丸之地的台灣,在台灣原始的生態下,這麼多人的溫飽就成了天大的問題,何況還有颱風、地震、毒蛇、螞蝗和瘧疾。很多人窮的只有短褲,赤著腳過日子。而他們的任務卻是極繁重的:挖戰壕、修碉堡、建營房、修公路。起初,他們總以為過個三年五載就能返回大陸,與家人團聚,誰知這一相隔就是四十年。四十年的恐怖,即看不到未來,也回不到從前,一代人的回歸之路就這樣灰飛煙滅了。所以,在老兵中流傳著這樣的詩:“老去空餘渡海心,蹉跎一世更何云;無窮天地無窮感,坐對夕陽看殘昏。”由於想家,軍中還流行喝一種6元一瓶的“自殺酒”,那是公賣局發售的“福壽酒”,只因為酒精濃度很高,想家的時候喝這種酒,會麻痺自己的意識,讓血管裡兇猛的海浪,消減他們思鄉時脆弱的神經。

我的老公,當時11歲的他就給長官當起了勤務兵,打水、清潔、洗衣服,幹起了大人一般的工作。由於語言不通,稍微怠慢就要挨打挨罵,受盡了屈辱,他只能夜晚跑向營區的高地,站在瘦弱的檳榔樹下,朝著空朦的北方放聲大哭,一個無辜的孩子就這樣殘酷地被歷史切割成了海外的孤兒。

19歲時,個性直板的他不願再受軍隊等級的壓迫,賭氣考入了國防部的特種部隊,在那裡開始了“敢死隊”的強化訓練,並規定五年內不准與外界聯繫,當然也就更沒有機會成家了。從此,他的腦袋不是長在肩膀上,而是掛在了腰上,一旦有事便隨時當手榴彈甩出去。在那個被制約的歲月裡,他最怕十五的圓月,圓月是父母,是故鄉,是那份切割的心腸啊!後來,他買來晶體管收音機,裹在黃軍毯裡偷聽海峽對岸的廣播,在那吱吱啦啦、忽斷忽續的電波中,他聽到了家鄉親切的聲音,但也證實了自己回家心願的徹底落空。

歲月伴著歷史一站一站地往前駛進,當年的外省老兵陸續退伍了。他們有的去公寓當管理員,有的到工廠裡做了工友,有的開了家鄉風味的餐館,並開始成家立業、生兒育女。而我的老公退伍後,到山東老鄉朋友那裡找了份工作,從此才安頓下來。

1987年,台灣當局終於下令“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”。這些台灣老兵從童顏到鶴髮,用了差不多一輩子的時間,終於等到了“尋根”這一天,山醒了,水笑了,幾十萬老兵喉嚨嗚咽了,他們終於結束了近半個世紀的漂泊,終於可以回到生養自己的故土了!
“少小離家老大歸”的成千上萬老兵,紛紛前往大陸認親,那是多麼悲傷和歡喜交織的日子啊!他的一位戰友年少時,母親叫他去打醬油,結果路上遇到抓兵。四十年後,當他兩隻結滿粗繭的雙手拿著當年的醬油瓶子跨過海峽,觸摸到故鄉土地的時候,滿頭白髮飄零的母親疼的昏了過去,醒來第一句話就是:“兒呀,你這一瓶醬油打了四十年噢!”

然而,我的老公當時卻很長時間不敢回去,因為在國民黨特種部隊服役的陰影一直左右著他那忐忑的思維。又過了幾年,當他終於放心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親人的時候,他那一頭白髮的老哥哥紅著眼睛迎頭就給了他“一巴掌”,怪他為什麼“幾十年不回家”。恍惚中,他看到了牆上的母親遺像,一個霹靂把他擊昏,他跪在黃土地上徹夜長嚎,卻無法填補心中那愧對親恩的大洞。後來,老哥哥扶起他,哽咽地告訴他:當年母親不相信,這麼懂事的孩子怎麼會一去不回?於是母親天天跑到村頭的老槐樹前,從清晨到傍晚,在淒厲的風中呼喚著兒子……十多年過去了,當她老人家把那棵老槐樹倚到樹皮磨光的時候,老人得了一場“怪病”,不吃不喝,長久臥床,直到最後生生枯竭而死。而哥哥為了照顧母親,窮的終身未娶……

回顧歷史,萬古宇宙,人生有幾個40載?而這40載又有多少悲愴淒涼、撕心裂肺的故事發生?現在,寶島上的老芋仔們,大多再也跨不動這條海峽了。他們如同夕陽下的老建築,僅餘幾絲殘紅斜抹在老牆角上。有的回歸塵土後,兒女們將父親的骨灰一半埋在台灣,一半灑回大陸,一慰父輩永遠的相思。活著的,有的已回大陸落葉歸根,以求一生的心靈慰籍,有的則住進“榮民之家”,了卻殘生。

而當年這個11歲來台,最年輕的山東老兵,今年也已經73歲了。隨著兩岸“三通”的春風,他常常回大陸在母親生活過的街市回味。晚年的他生活穩定,住進了綠草如茵的公寓。只是每當他閉目不語時,想起沒有再見上一面的母親,總有一腔沉滯的嘆息和空冷的遺憾。生命的漂泊與無奈使他終於懂得了:那些失去的和正在失去的,都是主觀願望所不能左右的。

 

二00七年五月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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